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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通解》以“通解”为名，首先有通盘解说全书的意思。其次，我们认为，《孔子家语》中不少篇的“解”出于后人，而“解”《家语》自然不会是有意“作伪”，而应该是让人们更容易了解该书。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是如此。

《孔子家语通解》本书的《代前言》是对《家语》成书、流传及真伪等问题的梳理，体现了我们对《家语》相关问题的基本看法，将它置于书前，是为了简要说明人们认识《家语》的过程。每篇正文之前以“序说”通说全篇，帮助读者理解全文；而后按段落分为“原文”、“注释”、“通解”三部分。

《孔子家语通解》本通解注意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今天，《家语》的许多学术问题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基于此，本书立足学术前沿、展示研究成果，注意序说与注、解的科学严谨，同时也力求观点平实，注意读者的适用范围。在深入研究《家语》全书及各篇的基础上，本书的序说认真、细致、准确、条理，注释与通解则网罗、综合各家，充分吸收现有注解成果，既做到择善而从，不标新立异，又爬梳剔抉，陶冶浑成。

序

代前言：《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

凡例

卷第一

相鲁第一

始诛第二

王言解第三

大婚解第四

儒行解第五

问礼第六

五仪解第七

卷第二

致思第八

三恕第九

杨朝明：1962年出生，当代著名学者、儒学家、史学家。先后在曲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山东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和《孔子研究》编委。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常务理事。十届山东省政协委员。

宋立林：字逸民，号瘦竹，别署朴舒子，1978年1月生，男，历史学博士，山东夏津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孔子）文化学院孔子与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讲师，中国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第一届学术委员委员，《孔子学刊》执行副主编；甘肃天水伏羲学院特约教授。曾任《孔子文化》创办人、主编，《孔子文化研究》编辑，中华孔子网管理员，洙泗讲堂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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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孔子家语通解》以“通解”为名，首先有通盘解说全书的意思。其次，我们认为，《孔子家语》中不少篇的“解”出于后人，而“解”《家语》自然不会是有意“作伪”，而应该是让人们更容易了解该书。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是如此。

《孔子家语通解》本书的《代前言》是对《家语》成书、流传及真伪等问题的梳理，体现了我们对《家语》相关问题的基本看法，将它置于书前，是为了简要说明人们认识《家语》的过程。每篇正文之前以“序说”通说全篇，帮助读者理解全文；而后按段落分为“原文”、“注释”、“通解”三部分。

《孔子家语通解》本通解注意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今天，《家语》的许多学术问题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基于此，本书立足学术前沿、展示研究成果，注意序说与注、解的科学严谨，同时也力求观点平实，注意读者的适用范围。在深入研究《家语》全书及各篇的基础上，本书的序说认真、细致、准确、条理，注释与通解则网罗、综合各家，充分吸收现有注解成果，既做到择善而从，不标新立异，又爬梳剔抉，陶冶浑成。

• 作者： qzjackie 发布时间：2018-03-13 21:52:21

  不错。儒家思想

• 《孔子家语》读书笔记

  作者：喵 发布时间：2010-12-28 11:14:21

  首先这是一本节选本，但是在书名中没有体现出来，这是我给它三星的主要原因。

  ○前言

  此书的成书：有说法是七十子后学所为，有说是11（或12）世孙孔安国所编。

  由于王肃的部分原因，本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①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有攀龙附凤之嫌。②王为了与当时的大拿郑玄作对，有很多故作新奇之语。）同时，本书中内容多为其他书中重出，曾一度被认为是王肃伪造。

  书中有与荀子思想相通的法家思想。

  相鲁第一

  孔子为官：中都宰（礼仪官）、司空（土地、礼制）、司寇（法律）

  始诛第二

  这一段被称为“充满杀气”，主要是“斩杀侏儒”，其理由不明，可能是“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谷梁传》）。旧注说“欲嗤笑鲁君”，所以遭到斩首。也就是说斩首是为了“正礼仪”。

  孔子并非一概否定“诛”，但需要“先教后诛”，否则就是暴虐行为。

  有五种大恶是不免君子之诛的：心逆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王言解第三

  王者如何不出户牖而教化天下。本篇体现了儒家教化第一的思想，教化的施行也是每一种宗教所面临的问题。

  内修七教，外行三至。

  七教：想要百姓达到以下七种效果，必须要在上的人施行相应的七种教化

  下：孝

  |悌 |宽 |择友|不隐|耻争|耻节（以不讲节操为耻）

  上：敬老|尊齿|乐施|亲贤|好德|恶贪|廉让

  三至：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

  总结一下，大概就是让有贤能的人各得其位、得其禄，正符合儒家出仕的思想

  大婚解4

  古之政，爱人为大。大婚，万世之嗣也。

  孔子对婚姻也很看重，主要是出于延续后代的考虑。跟基督教不太一样。

  儒行解5

  儒家是不追求财物的，和基督徒一样，但是孔子对于财货的看法比耶稣要平和。如果能够合理的得到财物，孔子并不反对。这一点比较符合人性。

  这一篇总结了儒者所应有的道德行为：自立、容貌、备预（预先准备）、近人情、特立、刚毅、为士、忧思、宽裕（宽容大度）、举贤援能、特立独行、规为（规范自己的行为）、交（交朋友）、尊让（恭敬谦让）

  在孔子的时代，就常有人拿儒者开玩笑。

  问礼6

  五仪解7

  把人分成五等：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

  基督教是人人平等的，我认为儒家的说法比较利于人们追求进步

  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虽然如此，但仍然有一些灾祸和梦兆是上天来警告天子的。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因此对上天力量和人自身力量的对比，是更看重自身行善的。

  致思8

  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

  在孔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劝说下，弟子中有十三个人回去奉养父母了。

  对死的观点：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子曰：“非今之急，后自知之。”一向都是“未知生，焉知死”的观点。

  三恕9

  智：使人知己→知人→自知

  仁：使人爱己→爱人→自爱

  好生10

  不令而从，不教而听，是治国的至圣境界。

  孔子的教化一般是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准则，而非纲领。君子的三患、五耻。

  观周11

  期于至圣而不袭其为，可谓智乎！

  金人三缄其口，铭其背曰：“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这一点与耶稣“只有从嘴里出来的东西才是危险的”的理念相同。

  口是何伤？祸之门也。

  弟子行12

  耶稣的门徒们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区分认识，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没有个性。而孔子的每个弟子都是不同的，孔子很清楚每个弟子的德行和缺陷，因此能够因材施教。

  贤君13

  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进贤贤哉。

  彼不达之君子，岂不殆哉？从上依世，则道废；违上离俗，则身危。

  贤者治国，所先者在于尊贤而贱不肖。但是“尊贤而不能用，贱不肖而不能去”也不行。

  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

  未有子（人民）富而父母（国家）贫者也。

  辩政14

  孔子回答问题“各因其事”，很有针对性，很灵活。

  忠臣谏君有五种方法，需要猜度君主的心理而行之。孔子采取“风谏”，要用各种比喻进行讽谏。

  治国方法，推荐贤能之人：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齐之道。

  匿人之善，斯谓蔽贤；扬人之恶，斯为小人。

  六本15

  反本修迩，君子之道也。

  忠言逆耳利于行

  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也。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自贤者，天下之善言不得闻于耳矣。调其盈虚，不令自满，所以能久也。

  孝：要“大权则逃走”，不使其父犯“不父之罪”。

  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处常得终，当何忧哉？

  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

  辩物16

  哀公问政17

  孔子在某些方面也是只看结果，不问过程和原因。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治国九经。

  诚者，天之至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夫诚，弗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之所以体定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

  颜回18

  政不穷其民力，尤不穷其马力。人穷则诈，马穷则佚。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

  颜回和孔子都能从人的哭声中听出人为何而哭，哀、伤程度如何，是丧还是诀别。

  孔子认为的“成人之行”：达于情性之理，通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原。（很少见孔子用这么玄乎的语句）

  如果能够“穷神知礼”，就是“德之盛”了。

  子路初见19

  不强不达，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失礼。

  孔子是一个积极的人，喜欢从正面思考问题。

  朝廷昏庸的话，应该离位，而非死谏。

  看人要看他平时的表现，而非言辞容貌。

  在厄20

  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

  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地，不谓穷困而改节。

  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处身而常逸者，其志不广。

  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不必其能容。

  入官21

  安身取誉为难（又官位稳固又有好名声）

  六者：己有善勿专，教不能勿怠，已过勿发（再次发生），失言勿掎（音几，辩护），不善勿遂（继续下去），行事勿留（拖延）。

  除六者：忿数（怨恨）、拒谏（不听劝谏），慢易（行为不庄重谨慎）、怠惰、奢侈、专独

  贤君必自择左右，君子欲誉，则必谨其左右。

  上者尊严而危，民者卑贱而神（有神力）

  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导以远，不责民之所不为，不强民之所不能。

  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过；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辅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则善也。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困誓22

  讲如何对待困境

  休息的地方——死。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君子知道一个国家有不好的事就会躲避，因为怕遭到同样的对待。

  夫内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

  虽有国士之力，而不能自举其身，非力之少，势不可矣。

  弟子对孔子也并非一味的认同，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时弦歌，子路不悦。

  君子好乐，为无骄也（为了不骄傲放纵）；小人好乐，为无慑也（消除畏惧）

  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

  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士慎此三者，则无累于身矣。

  五帝德23

  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暗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宰我）

  孔子对上古先王非常尊崇，但也没有神化，对“黄帝（治国）三百年”的解释是“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

  汝欲一日遍闻远古之说，躁哉予也。宰我答道：“小子毋或宿（有问题不要过夜）。”

  这篇里有对黄帝、颛顼等人的描述。有些事神化的，比如帝喾“自言其名”。

  帝喾：取地之财而节用焉，抚教万民而诲利之，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帝尧：富而不骄，贵而能降（谦虚）

  五帝24

  五帝和五行的关系，体现了孔子朴素的唯物哲学。汉代出现的“五德终始”说可能源于孔子。

  太皞（音耗）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

  木属东方，五行的运行从木开始

  执辔25

  以德、以法。德法者，御民之具，犹策马之有衔勒也。

  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治。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专用刑辟。过失，人之情，莫不有焉。过而改之，是为不过。

  乱→危→不和→不平→不义→贫。

  季冬正法，孟春论吏，治国之要

  本命解26

  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

  古人一般在冬天农闲时嫁娶。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农桑起，婚礼而杀于此。

  匹夫之德/匹妇之德。

  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乱家子，世有刑人子，有恶疾子，丧父长子

  七出：不顺父母、无子、淫僻、嫉妒、恶疾、多口舌、窃盗

  三不去：有所取而无所归，与共更三年之丧，先贫贱后富贵

  论礼27

  敬而不中礼谓之野；

  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巴结）；

  勇而不中礼谓之逆

  给夺（混淆）慈仁。

  礼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礼者，理也。乐者，节也。无礼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

  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

  五至和三无；三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五起

  观乡射28

  习射的同时教礼

  郊问29

  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

  五刑解30

  礼与法相比，孔子更重礼

  上有制度，则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

  贵贱有别，尊卑有序，则民莫不尊上而敬长

  （人民的各种缺陷），刑罚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辄绳之以刑，是谓为民设阱而陷之。

  大罪有五，杀人为下：①逆天地者罪及五世；②诬文武者罪及四世；③逆人伦者罪及三世；④谋鬼神者罪及二世；⑤手杀人者罪及其身

  刑不上于大夫，言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为之讳，所以愧耻之。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谓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

  刑政31

  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

  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

  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

  行刑罚则轻无赦。

  有指无简（证据），则不听也。

  附（量刑）从轻，赦从重，疑则赦之。

  四诛者不以听（不必详加审理）

  当时很注重休养生息之道，“果实不时，五木不中伐，鸟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礼运32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然而还）未有不谨于礼的。如有不由礼而在位者，则以为殃。到孔子时代，礼已经败坏了。“今之在位，莫知由礼。”

  冠颂33

  冠于阼，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冠而字之。

  庙制34

  天子立七庙，诸侯5，大夫3，士1，庶人0

  天下有王，分地建国，设祖宗，乃为亲疏贵贱多少之数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之祖宗者，其庙皆不毁

  辩乐解35

  把音乐风格与世道兴衰和个人的气质修养联系起来看

  君子之音，小人之音

  从琴曲中还能听出描述的这个人“黮（音但，上声）而黑”，orz

  问玉36

  玉之德，君子之德：11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通过人民的表现，看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教化，及各书的不足）

  屈节解37

  能屈能伸

  富贵不能有益于物；处贫贱之地，而不能屈节以求伸，则不足以论乎人之域矣。

  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

  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

  七十二弟子解38

  原宪：吾闻无财者谓之贫，学道不能行者谓之病

  子夏故事：三豕渡河，实际为“己亥渡河”

  曾参：出妻的理由是藜蒸不熟；不再娶的理由是自己不能“免于非”

  南宫子容：以智自将（自己保全），世清不废，世浊不污

  孔子喜欢不想做官的人

  本性解39

  孔子的家世

  从孔父嘉之后，后来有一支以“孔”为姓氏

  其母私祷于尼丘之山而有孔子

  素王

  孔子不认为“天祚”：乱而治之，滞而起之，自吾志，天何与焉？

  终记解40

  有生必有死，对死处之泰然。但担心他的治世之道不能被后人采用。

  生不能用，死而誺之，非礼也。

  正论解41

  赵盾和董狐（史官）的故事。古代有奇怪的法律。子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讨贼，就相当于弑君了。如果越境则免。

  天良史者，记君子过，扬君之善。

  我闻忠言以损怨，不闻立威以防怨。防怨犹防水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导之，不如吾所闻而药之。

  曲礼子贡问42

  春秋笔法（与上章所谓良史不矛盾吗？）

  富而不好礼，殃（招致祸患）也。

  凶年贤君自贬以救民

  孔子并没有提倡厚葬，“称家之有亡焉”，而且不能超过礼的限度。祭祀也同意，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曲礼子夏问43

  待人接物，丧葬礼制

  对待父母之仇、昆弟之仇、从父昆弟之仇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仇人的态度和自己是否做官都不一样）

  出席葬礼如果动情哭的话，就要赠送礼品。孔子是一个对情非常重视的人

  反对用珠玉等陪葬。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

  因为子路遇难被剁成肉酱，就让身边的人把醢都倒掉，不忍心吃

  曲礼公西赤问44

  丧葬礼中的具体礼仪

  古者（相对于孔子）不祔葬（合葬），为不忍先死者之复见也。自周公已来祔葬矣。

  反对明器：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而用殉也？

  反对殉葬，也反对用偶人陪葬：为刍灵（涂车刍灵：泥车草人草马）者善矣，为偶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

• 【转】宁镇疆：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4-16 15:36:46

  王广谋“句解”本《孔子家语》虽自元中叶以来流传甚广，但宋本王肃注《家语》也并未失传，且王广谋本亦是王肃注本之衍生，学者以王广谋本当“今本”实辨之不察。刘氏玉海堂本与汲古阁刊本虽同出毛氏旧藏，但亦不尽相同：刘本前半多将后人之校语或按语误成王肃注文，而汲古阁刊本则多有据他书校改正文者。黄鲁曾刊本虽偶有残缺，但其源出甚早，版本学特征也较纯粹，故佳处往往出诸本上。

  晚近以来，由于出土文献的陆续发现，向称“伪书”的《孔子家语》重获重视，研究渐夥。但由于长期乏人关注，现在当我们重新面对此书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可能亟须弄清：此书之“善本”何在？今之传本又如何承传而来？本文试图对现今《家语》一书的版本传承线索作一简要梳理，希望能对我们利用现有的《家语》传本有所借鉴。

  今之《孔子家语》传本，多号称源自“宋本”，此说是否有据，尚俟深究。不过，这其中元王广谋本倒是个例外。广谋其人事迹不详，但其注《家语》自元代中期以来却多次刊行。尤其是明初以来，由于宋本王肃注《家语》十卷流传极稀，学者甚至以为王肃注《家语》十卷世间已无存，转而把王广谋本当成今本，似乎广谋本是横向上独立于王肃本之外的别一传本。持这一看法的甚至包括了许多知名的学者，时间则自明代前期直至晚清，甚至现代，可见为害非浅，因此需要着意一辨。

  学者有上述误判，除了宋本流传极稀少外，主要还在于王广谋之《孔子家语》“句解”本流传极广，公、私目录书及时人著作对它都屡屡提到。明彭大翼《山堂肆考》云：“《孔子家语》总目：自《相鲁》至《公西赤》，共四十四篇，猷堂王广谋句解。”《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九，录“《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一函三册”，《千顷堂书目》：“王广谋《孔子家语句解》四卷。字景猷。延祐三年(1316)刊。”《经义考》载：“王氏(广谋)《家语句解》三卷，存。马思赞曰：其书有延祐丁巳(1317)刊本。”《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新刊标题)孔子家语句解》六卷、《素王记事》一卷，元王广谋撰，元泰定二年(1325)崇文书塾刊本，藏中央图书馆。”《贩书偶记(附续编)》：“《新编孔子家语章句十卷》——魏王肃注。元刘祥卿刊。首有原序。次目录，卷一首页第二行题‘并依王肃注义详为注解’等字。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十九字不等。小字双行。两截楼版式。上列评语音义。版心上下黑口。惟原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至书中有两处半页九行者，较覆宋刊本颇多不同。……其编次较他本殊异，如此书在卷五，他本在卷六。……卷五之尾刊有‘清泉刘祥卿家丁未春新刊行’十二字木记。”可见王广谋的这个本子流传是很广泛的，甚至在卷册、书名上产生了略有不同的很多版本。正因为此，明何孟春作《孔子家语注》时特别提到：“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因此可以说何氏是把王广谋本误会成“今本”的第一人。王鏊是见过王肃注《家语》的，但也认为“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实际上也是承何氏之说，主王广谋所删为“今本”。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明黄鲁曾之仿宋刻本及毛子晋访得之宋本王肃注《家语》多有刊刻行世，但学者对“今本”的看法仍存在误解。如清初陆陇其《松阳钞存》云：“今《家语》元王广谋所注本也。”陆氏甚至还对王鏊曾说见过王肃注《家语》一事表示怀疑。另外，姚际恒引何孟春之说，也从为“然则今世《家语》殆元王广谋本也”。今亦有学者以敦煌本与今本比较，认为除文字异同外，今本并王肃注亦大加删除，因此也说：“明代何孟春《家语序》云‘未必非(王)广谋之庸妄，有所删除而致然也’，元代王广谋亦注有《家语》。”明显也是以广谋本当“今本”。

  现今在王肃注《家语》有多种版本流行的情况下，再持广谋本为“今本”之说，显然是很不恰当的。从《贩书偶记》所记看，既云“并依王肃注义详为句解”，则说明王广谋注本其实亦是依王肃注而稍加敷演，实亦源出王肃注本，因此从横向上说，它并非独立于王肃注本之外的其他传本。台湾金镐先生曾详考《家语》版本之源流，一则认为“魏晋以来，所流传下来的本子，都是王肃注本”，但又感于元王广谋本每与王肃注不同，且元明以来王广谋本大为流行，遂将王广谋本视为横向上与王肃注本并列的别一系统：前后是矛盾的。其实王广谋本不过系王肃注本之衍生，并不具有与王肃注本横向并峙的版本学特质。广谋本既是源出王肃注本，也间接说明王肃注本并未绝迹，不只元代如此，明初亦然。虽然何孟春注《家语》时感叹王肃注未见，但我们看和他同时代的王鏊却见到了，只能说明何氏之搜求尚有未逮。况且，王鏊得见王肃注《家语》是偶得于“书市”，此等际会也说明王注本并非什么稀罕之物。如果说王鏊时代还不够早的话，那么明初宋濂《文宪集》曾提到《家语》之“孔子遭齐程子于郯”事，而查此事不见王广谋节略之“句解”本，而今传宋本皆有，说明宋氏所见非广谋本，而应该是完整的王肃注本。实际上，王肃注十卷本虽然明代流传极稀，但由于学者多方搜求，自嘉靖、隆庆后，王肃注《家语》之仿宋刻本已不稀见，甚至后来毛晋还能得大字宋本。而且，毛氏在所得大字本残缺的情况下，还能用“别本”补之，这个“别本”显然也不是节略得内容大减的王广谋本，而应该是完整的王肃注本。周亮工《书影》还提到，在毛晋所得宋本之外，徐家亦藏有宋本，而且二者也间或不同。这些事实说明，在王广谋本之外，王肃注本(包括宋刻和明仿宋刻)于明代的流传链条也始终未断。今传王肃注诸本均承明而来，以唐、宋类书及注疏所引《家语》相比较，可以说基本可信，证明宋本王注《家语》虽命运多舛，但却一直承传不坠。四库馆臣所谓：“至崇祯末毛晋始得北宋本刻之，故崇祯以前明人无见旧本者。”显然是疏于考证。当然，这种看法其实与各种序跋所见何孟春之感叹、毛晋所述得书之幸并自张其本，可谓如出一辙。而前述以王注宋本亡，并将王广谋本误会成“今本”的错误认识正是因之而起。在没有深考文献流传线索，亦未能详列诸本以参稽彼此异同的情况下，学者仅通过序跋之类目录学路径而陈陈相因，并遽断是非，不亦难乎？

  现今所能见到的所谓“宋本”，主要源出三大系统，分别为汲古阁刊本、同文书局所据的玉海堂影宋本以及四部丛刊所收的明覆宋刊本。虽说是三个系统，究其实可能只有两个，因为玉海堂影宋本实际上就是据汲古阁旧藏，因此它与汲古阁刊本自然关系密切。不过，汲古阁刊本显然是个经过校定的本子(今上海图书馆藏明汲古阁刻本，明属“汲古阁校”)，故而它与毛氏旧藏的原本也不尽相同。再者，毛氏是两次得宋本：第一次得之于“吴兴贾人”，但这一次所得之本二卷十六页以前皆已残蚀无存；第二次得之于“惠山酒家”，但八至十卷亦残缺无存，因前半完好，故毛氏依此本将二卷十六页以前“倩善书者用宣纸补抄”，这样“吴兴贾人”本才勉强完整。这样看来，为刘世珩所珍的所谓毛氏旧藏，实是拼合了两个本子，版本属性已不纯粹。正因为是拼合二本所成，故而学者注意到该本前后差异很大，晚清大儒孙诒让即云：“前二卷影写宋本异同颇多，不甚可据。”玉海堂所据之毛氏旧藏业已亡失，我们只能通过同文书局所收之影宋本来考察其面貌。将同文书局本与汲古阁刊本对校可以发现，前者多出了很多注文，前人曾误以为这些注文是宋本之旧，其实是辨之不察。今以四部丛刊所收明覆宋本校之，可以发现这些多出的所谓“注文”其实并非宋本王注，而是后人的按语、校语。如《家语·相鲁》篇“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四库全书》所据毛氏汲古阁刊本“汶阳之田”下注云：“四邑：郓、言雚、龟阴之地也。汶阳之田，本鲁界。”明黄鲁曾仿宋刊本与之基本一致，但刘氏玉海堂本此处作：“四邑：郓、言雚、龟阴也。汶阳在鲁界。按《春秋传》及《史记》：郓、言雚、龟阴为三邑，今言雚亭、龟山及郓皆在汶北，岂并汶而言之乎？”可以看出，刘本前半本来当系王注，而“春秋传”以下，则当系按语，后人辨之不察，遂致王注与按语连贯而书，未加分别。如果以这样的本子来校黄鲁曾刊本，表面上似乎是黄本注文有脱漏，其实不然。刘本前面数篇此种情况可谓比比皆是，于此不能备举。再如《儒行解》篇“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下，四库及黄本均有王注作“陨获，忧闷不安之貌”，而刘本独作“陨获，坠割也；一说忧闷不安之貌”。“坠割”之说，当非王注之旧，而“一说忧闷不安之貌”，明显又是用类似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来参校，其校语之迹，可谓昭昭明甚。刘本不仅多将按语混成王注，即王注亦有不若他本者。同是《相鲁》篇“牺象不出门”下，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注文作“作牺牛及象于其背为罇”，此处王注与《周礼·春官·司尊彝》贾公彦疏引王肃《礼器注》“为牺牛及象之形，凿背以为尊，故谓之牺、象”，基本一致，今之学者多认为王氏此处“牺尊”之注能够突破郑氏从文献到文献的圈子，转而以地下出土古物作证，遂成考据学之一段佳话。而此处刘本仅作“牺象，罇名”，味同嚼蜡，大失王注本意。又《家语·王言解》“田猎罩弋”下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有王注：“罩，掩网；弋，缴射。”而刘本作“罩，鱼笼；弋，缴射也。罩，陟教切”，《群书治要》本此处作：“罩，掩网也；弋，缴射也。”可证刘本之误，不仅在于将“掩网”讹成“鱼笼”，甚至还将后人的反切阑入。而汲古阁刊本在这些地方都与明覆宋本同，没有这些按语或校语反倒是正确的。我们推测，其中校语可能出自毛斧季，玉海堂本载斧季跋文明云：“又借得小字宋本参校至六本篇，小字本作‘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此本独作‘药酒’，及读《盐铁论》亦同，益证此本之善。”(笔者按，毛氏率尔以他书来校《家语》是不严谨的，今传其他宋本及唐宋类书都作“良药”不作“药酒”，恰证明毛校之非，又说明即使是宋蜀原刻亦非尽善也)看来斧季对前面几篇曾做过校勘(今同文书局所据之玉海堂本正作“药酒”，良可证)。毛斧季作为汲古阁后人，对于这些按语及校语的性质自然是清楚的，因此汲古阁刊本并没有把它们混成王注。就此而言，虽同为源出汲古阁，但汲古阁刊本的价值显然要超过玉海堂影宋本，故而后来王国维在为日本宽永本《家语》所作跋语时也提到：“昔桐城萧敬孚得此本，乃谓宋刊大字本不足存，以归贵池刘氏。”汲古阁校勘本在清代颇受重视，曾多有翻刻。清修四库全书，其中《孔子家语》据四库馆臣云：“此本则毛晋所校勘”，明显也是据汲古阁刊本。不过，四库在收入汲古阁本时对其又有所校订，这一点我们从《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书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今日学者如果要以汲古阁本为准做研究，四库全书本显然也并非理想的本子。

  明覆宋刊本署“岁甲寅端阳望，吴时用书，黄周贤、金贤刻”，此为明嘉靖三十三年即1554年黄鲁曾刊本，莫友芝说此本即《天禄琳琅后目》之宋刻本十卷，其实是明仿宋刻。就目前所知材料来看，此本是明代王注《家语》十卷最早行世且流传至今者。据此本后所附黄鲁曾之《孔子家语后序》云：“余颇惜王肃所注之少播于世，力求宋刻者而校雠之，仅得十七八。虽宋刻亦有讹谬者也。”看来此本系经黄氏校勘之本，其所据“宋刻”之来源则未明。黄氏在明代前期宋本王注《家语》流传极稀的情况下，为搜求王注《家语》可以说付出巨大努力。将该本与汲古阁刊本互校，可以看出它确实不完整，有所脱漏、错讹，尤其以此本后面为甚。比如最后一篇《曲礼公西赤问》之最后四章该本残掉无存，该篇前面数章内容又误入上篇，另外，像《七十二弟子解》等篇也有不少脱漏。正因为此，自毛氏汲古阁本出，学者多扬毛本(包括刘氏玉海堂本)而抑此本，其实失之草率。需要指出的是，此本后面之错讹，可能系技术性的写刻过程中之疏失，而并非其所据本即如此。比如清陈士珂撰《孔子家语疏证》，其所据底本当与黄鲁曾本源出同一系统(末一篇最后四章亦残掉无存)，但陈本却并不存在后篇内容误入上篇的情况，说明其所据本虽总体上与黄本同出一系，但局部甚或胜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黄本虽于后面局部略有瑕疵，但整体上还是颇可信据的，将其与汲古阁刊本比较也是大同小异，甚至有些地方黄本还要优于汲古阁本。孙诒让曾校汲古阁本，有不少地方明确指出汲古阁本之误，但我们看在这些地方黄本却每每不误，即是黄本价值的绝佳证明。所以，今天虽然汲古阁本(包括刘氏玉海堂本)大为流行，但此本仍然与之并行于世而终不能废。

  上面提到，汲古阁本系拼合二本而成，尤其是二卷十六页以前系影抄“酒家本”足之。“酒家本”虽亦系大字本，但也未必就与“吴兴贾人本”恰是一书，因此，其版本属性已不纯粹。另外，将汲古阁刊本与刘氏玉海堂影宋本二卷十六页之前比较看，除了上文提到的注文互有出入，正文也不尽相同，而正文汲古阁本倒是每每与黄本悉合。看来作为校定的本子，毛氏很可能用了黄本进行校勘，说明汲古阁本的版本属性就更加复杂。还有更复杂者，我们发现汲古阁本每每存在以他书及唐代注疏引《家语》校改正文者。如今汲古阁本《家语·好生》篇云：“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刘氏玉海堂本与之同，但黄本无“入其邑”一句，何所为证？我们看《艺文类聚·卷二十一·人部五》引《家语》也是没有此句，而且同书卷六十五《军器部》再次引此章，同样没有此句，看来黄本所见当比前二本为优。又按，《家语》此章所载，又见于《诗·绵》毛传，而毛传所载与前二本同，亦有此一句。看来汲古阁本、刘本所见，当系据毛传妄改，原貌当即如黄本及《艺文类聚》所引。且孔颖达之《诗·绵》“正义”也说《家语》所载“与毛传小异大同”，这“小异”的存在，说明孔氏所见之《家语》很可能亦与《艺文类聚》一致，而汲古阁、刘本参考毛传而妄改，可成定案矣。又，汲古阁本《家语·正论解》“招虞人以弓，不进”，刘氏玉海堂本同，但黄本“弓”作“旌”。宋杨简《先圣大训》卷三云：“《孟子》及《孔子家语》皆作‘招虞人以旌不至’唯左氏传‘旌’作‘弓’。”杨氏所见自当属“宋本”，而汲古阁、刘本虽以“宋本”相标榜，此处却与《左传》同，说明其已不复“宋本”原貌，此处“旌”作“弓”，又说明它们据他书妄改《家语》正文(二本下文之“旃”，显然是“旌”之形讹，又说明改之未尽也)。比较而言，倒是黄本更忠实于宋本原貌。前人曾说，明人喜刻书而善本亡，以上述汲古阁及刘本据他书将“宋本”改得面目全非看，此论不能不说切中肯綮。所以，如果说纵向上王肃注《家语》的流传链条始终未断、迤逦至今，终是幸事的话，但王注本横向上并陈的几大版本，能够拥有较为纯粹的版本属性的可能只有黄本。刘氏玉海堂本事涉拼凑和按语混入，而汲古阁刊本则后人校改之处又多。要之，今之治《家语》者，绝不能唯某一版本是从，而必须于众本间折中去取，必要时还要参考唐宋注疏及类书中所引以定是非，如此则离《家语》文本之原貌不远矣。

  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

• 【转】石瑊：真伪与醇疵——《孔子家语》的悬疑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19 10:35:13

  【作者简介】石瑊，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導師孫欽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现任职于岳麓书院。研究方向爲中國古代的文獻與思想學術史，近期主要關注《白虎通》與東漢政治思想、《孔子家語》與“鄭王之爭”研究。著有《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作伪说”检讨》（福建教育出版社）。

  原文载于：《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

  

  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再检讨

  8.4

  石瑊 / 2022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为文献辨伪史上的两桩公案之一，《孔子家语》的辨伪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马昭的“增加”说，王柏的“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及清人的“王肃伪作《家语》”。而这三种不同形态伪书说的产生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好在近几十年间，随着一批与传世《家语》相似的材料的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世《家语》之真伪以及“王肃伪作《家语》”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之中，有两部书因为十分重要却又来历可疑，引得后人聚讼纷纭，形成了文献辨伪史上的两桩公案。这两部书，一是传世《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一是传世《孔子家语》十卷。《古文尚书》贵在五经之内，地位远较《家语》为高，但因为先秦典籍多所引用，而汉儒经说经注亦见保存，所以要对此传世之作二十五篇进行分辨甄别，尚属有迹可循。因此，此《伪古文》二十五篇现在一般认为是东晋梅颐所上，非复先秦旧籍。而与之相比，《家语》的情况则更加特殊。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下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这是《家语》在历史上的最早记载。但此后该书的流传线索中断，以致后人从两汉文献之中，竟再也找不出另一条与之直接相关的记录。待王肃推出由己所注《家语》，则已迟至三国魏明帝时期。王肃注《家语》十卷四十四篇即后世流传之本。此本与《汉志》二十七卷本关系如何，因为可供比较的线索实在太少，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定论。但由于二者卷帙有别，《汉志》本《家语》堙没无闻，而王注本的出世又相当突兀，传世《家语》可以说先天存有疑点，后人一般不认为它就是《汉志》著录之本。所以颜师古在其下注云“非今所有家语”，而《四库全书总目》亦称“此本自肃始传”。

  如果说传世本的卷帙与来历原本就足够惹人怀疑，那么王肃对此书的推崇，则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汉代经学，郑玄是集大成者。他以古文经学为底，调入今文经学，对诸经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一代通学，在当时和后世尊奉者甚众。而经学史上，王肃是郑玄最主要的反对者。史书记载“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馀篇”（《三国志·王肃传》）。王肃与郑玄学术的差异主要集中在礼学仪制上，但礼学仪制本是实学，讲求的是证据。汉儒议礼，聚讼纷纭，原因就在于去圣久远，无所据依，倘若经书、孔子留有明文明言，那么自然也不会有这些问题产生。王肃称其“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孔子家语序》），想要挑战郑玄，说服时人，改易风气，实非易事。正当苦恼之时，《家语》一书的获得似乎让他的学术命运迎来了转机。

  《孔子家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迹的纂集。题目标一“家”字，颇有孔氏家族内传的意思。而王肃谓此书得自其弟子，孔子第二十二世孙孔猛，似乎也对此有所印证。王肃获此宝书在手，称其圣人实事之论，与之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足以证明其观点与孔氏无违。由此，王肃收罗各种证据，条理其观点，撰集《圣证论》一书，集中对郑玄的学术进行质难。很明显，书名“圣证”，王肃就是要以《家语》中的圣人言论作为核心证据来为自己张本。此书一出，当时的为郑学者多不以为然，孙炎、王基等都有辩驳。而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当属在朝廷主持下，王肃一派与马昭等为郑学者的直接辩论。从今天留下的文献来看，马昭面对王肃引“圣证”来质难郑学时，其基本策略是通过比较，强调郑学证据在可靠性上更胜一筹。如《礼记·檀弓》里为同母异父兄弟服丧的问题，郑玄同意经文中子游服大功的观点，而王肃引《家语》所载孔子语“继父同居者，则异父昆弟从为之服；不同居者，继父犹且不服，况其子乎”，认为情况当分两种。马昭反驳云：“《家语》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习礼，从之不亦可乎。”（《通典》）这实际是说，《家语》非经，未可轻信，而子游从孔子以学礼，是以其说郑玄据之。

  但这里有一条例外，《礼记·乐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注“其辞未闻”，而王肃则据《家语》和《尸子》的记载补出了这一段歌辞。对此，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礼记正义》）在此，马昭没有按照他一贯的策略反驳王肃。原因是这不是涉及经文理解的是非问题，而是《南风》歌辞的有无问题。当王肃据文献补出郑注说无的歌辞时，马昭是无法通过列举己方证据，进行比较加以反驳的。此时，马昭若坚持要维护郑学，那么其唯一出路就是直接否定王肃证据的有效性。不过具体视之，王肃所举两条证据的效力并不相同。《尸子》，《汉书·艺文志》归杂家，不属于儒家典籍，不具备补充解说经文的资格。这一点马昭很容易就能反驳，故曰“杂说，不可取证正经”。《家语》则不然，其中歌辞因出自孔子亲口，便自有权威，岂容凭空否定。此前马昭称《家语》固所未信，乃在于经文有明证可据，然而其属意子游，尚且要设之以疑问语气，婉转申说，此足见《家语》“圣证”之功效。作为一个尊信郑学的儒者，一方面不能承认郑注有失，另一方面亦不能否定孔子的言论，马昭的处境尤其尴尬。这时强调《家语》中《南风》歌辞来自王肃增添，并非真正的圣人之言，正是消解这一证据的有效性，从而间接反驳王肃质难的唯一办法。

  通常，人们把《礼记正义》里马昭的话视为《家语》辨伪的滥觞。马昭的“增加”说，即认为《家语》有部分内容源自王肃掺入，可算《家语》伪书说的第一种形态。但可惜的是，马昭对其“王肃增加”的观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而根据上文的分析，他在此处的反驳近乎辞穷，只是希望借此否定《家语》的“圣证”性质，来达

  到维护郑学的目的。换句话说，“王肃增加”与“固所未信”在他的反驳中具有某种等价性，马昭在意的不是《家语》一书的真伪，而是书中内容是否真的合于义理。

  在郑王经学论争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家语》一书的性质并未再引起较大的争议。相反，晋代以降至于隋唐，学者写书注书，对《家语》多有利用。直到南宋，因朱熹注《中庸》引及《家语》，有关争议方才波澜再起。朱熹本人对《家语》的见解相当通达。他说：“《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又说：“《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朱子语类》）朱熹认为传世《家语》乃由王肃所编，但其内容却是渊源有自，没有经过改易。但他也提到其书“不纯”“多疵”，这是承认《家语》在义理上有不足，从而把该书的性质真伪与义理醇疵区分开来，对于认识与利用《家语》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因为这样的认识，朱熹在《中庸章句》里，仍然有选择地采用了《家语》的一些内容进行注释。

  然而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却不认可这一做法，他专门写有一篇《〈家语〉考》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文章里，他说：“《家语》之书，洙泗之的传也，不幸经五变矣。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洙泗之流风余韵，寂然不复存”，“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在王柏看来，历史上原有孔门的传之《家语》，此书在义理上精醇无比，但其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一再发生变动，传世《家语》只是王肃所编。朱熹也说王肃编《家语》，但却没有讨论此前是否另有别本《家语》及其性质的问题；而王柏则对王肃编《家语》的观点进行了细化，指出了取材来源、编纂方式以及托名孔安国的行为。只是这些说法是否立得住脚，则大有疑问。传世《家语》的确与《左传》等书有大量互见内容，只是这些究竟是相互并行的同源材料，还是《家语》袭自后者，王柏完全没作考虑。而一旦《家语》在内容上的承袭有所疑问，则其“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的编纂方式更无从谈起。王柏之所以提到“托名孔安国”，主要是传世《家语》存有一篇疑似孔安国语气的序文，他认为这是王肃托名所作。有趣的是，虽然王柏认为传世《家语》系托名编纂而成，按理便不应轻信其间文字，但他所谓的《家语》“五变”之说，恰是借助了那篇“孔安国”序言及其后的“孔衍”上书的内容，又加以想象敷衍而成。回头来看，王柏在说起王肃编《家语》时，用一“意”字恰反映了他对此问题的轻率态度。整篇《〈家语〉考》乃为纠正朱熹以《家语》注《中庸》而发，因此他在文末点明：“以古《家语》正《中庸》，其词甚悫，其义甚明，奈不可得而见也。以今《家语》正《中庸》，终恐有所未安。”由此可以说，王柏的着意点乃在于由论述传世《家语》非孔门的传来消解此书在义理层面任何应用的可能。

  与马昭“增加”说强调部分内容的掺入不同，王柏一则强调《家语》在历史流传中的一再变动，二则强调传世《家语》乃王肃编纂并托名孔安国。这可看作《家语》伪书说的第二种形态。由此以降，明人何孟春、郎瑛等论述多不脱此范围。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清初姚际恒处。

  乾隆时期，随着学坛复古风气的发展，汉学研究得以复兴。作为汉学的代表，郑玄及其学术在当时受到了特别的推崇。由此，王肃对于郑学的攻击以及《孔子家语》在这中间发挥的作用，重新成为了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昔日王肃著《圣证论》以质难郑学，马昭未能悉数化解其挑战。清人尊郑学，不能容忍王肃的挑战，势必需要有所回应。但他们却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圣证论》已散佚，王肃难郑的具体意见已难于知晓，是以他们无法直面王学的质难而给予回击。这时，转而在王肃立论的主要依据——《家语》上动脑筋，成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况且传世《家语》素有疑问，又曾遭马昭、王柏等人质疑，只是未得彻底揭发。因此，若能在前人基础上对此书作进一步研究，以证明此乃王肃完全伪作，其中内容必不足以征用，而王肃对郑玄的相关质难亦随即消解。

  因此，这一时期的《家语》辨伪在问题意识和论证方法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梁玉绳序《家语疏证》云：“忆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馆衡下，雠刊杭先生《道古堂集》。夜永酒阑，论及王肃撰《家语》难郑氏，思欲搜考以证其讹，因握笔互疏所岀，十得五六，旋各罢去。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业，而晴江亦殁久矣。”此处叙述颇为典型，足以反映当时学坛对待《家语》的态度。所谓“王肃撰《家语》”，即以《家语》为王肃之著述。王肃对于此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增添者或编纂者，而是创作了其中的内容。学者间论及此事，心有戚戚。而在此共识之下，搜考线索证其讹谬倒成为了一种炫耀博学、相互角力的游戏。至于最终的证据是十得五六，还是更多，反而不重要了，毕竟结论先已有之。

  当然，认真者总是有的。在乾隆三十至六十年这30年间，学者范家相、孙志祖先后独立完成了《家语证讹》与《家语疏证》两部全面讨论王肃伪作《家语》的专著。这两部专著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文本间比较分析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即将《家语》与《左传》《荀子》等书进行比较，找出其中所有大同小异的文本，将他们的相同之处归结为王肃抄袭，而不同之处则归结为王肃篡改。同时，他们这种穷举式的文本分析，对应的正是王肃伪造全书的立场。范家相云：“王氏所注《家语》，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讥其‘杂而不纯’。疑者但知其增加旧说，未有全指其伪者。”范氏称先儒但知增加，“未有全指其伪者”，即暗地里夸耀了他们对《家语》认识的“发展”。而这一“发展”与清人检验论据的动机，紧密相连。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若将《家语》与他书视作平行文本，是无法推断出诸书之间的承袭和改易关系的。而范、孙二人之所以有此结论，实源自他们预设了《家语》晚出伪作的立场。而此立场又恰是他们所需证成的观点，所以从逻辑上说他们的研究是一种循环论证。所以当有人，如陈士珂，预设了与辨伪者相反的立场，以同样的方法著《孔子家语疏证》，证明《家语》非后人伪作时，辨伪派人士无法正面反驳，只得称其书“反谓《家语》为诸书所本，强词夺理，殆亦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流”（《郋园读书志》）。另外，即使可以确定时代先后，清人的文本分析最多只能证明文本的差异源自改易，却无法指明改易者是谁。马昭的“增加”说既缺乏证据，也只是就局部内容而发。范、孙二人将所有的“改易”都与王肃关联上，无疑又存在过度推衍的问题。同一时期的官修学术巨著《四库全书总目》在《家语》提要下，以同样的方法，举一例证明《家语·公冠》袭自《大戴礼记》，并称“其割裂他书，亦往往类此。反复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家语证讹》与《家语疏证》，尤其是后者，自问世起，便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好评。有此二书，再加上官方结论，则当时学术圈的整体认知不难晓矣。因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孔子家语》辨伪公案至“乾隆中叶问题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只是经过分析，范家相们的研究方法存在着逻辑误区，并没有证成他们的结论。

  细绎清代辨伪者的文本分析过程，则不难发现他们暗藏在辨伪活动背后的经学思维的实质。翻开清人的疏证，不难发现他们在发掘传世《家语》“伪造之迹”的同时，总是在不厌其烦地暗示其内容的不可信。但是书籍之真伪与内容记载之真伪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并不能无差别等同。从文献学上来说，伪书一般是指创作年代失察、作者认定失实或者书本内容不同于原书的一类书籍。而所谓内容记载之真伪则是指书籍内容所

  记是否符合历史真实的问题。伪书中，固然有内容出自后人虚造，所以常常不合史实的情况。但是如果后人在作伪过程中，选择了可信的史料，本着如实的态度创作内容，那么则伪书里也可能存在着与历史真实相合的内容。相反，一本作者明确、年代归属清晰，内容未经后人改动的书籍也有可能会因为作者虚构、失察、讳言等诸多原因记载了不符合历史的内容。

  《孔子家语·相鲁》“而西方之诸侯则焉”一句，《家语疏证》辨析云：“案‘西方’，《史记》作‘四方’，是也。肃但求异于一字，改为‘西方’，而注云：‘鲁国在东，故西方诸侯皆法则’，亦太近纤。司马贞《史记索隐》反据以为说，何也？”《史记》称“四方”是泛指；《家语》因鲁国在东，故曰“西方诸侯”，亦通。两者小异，应属于记载异辞，完全不影响读者对于文意的把握。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家语》作‘西方’”，同时引王肃注，不过取相近记载发明《史记》之文。而孙志祖认为此处经过改动，不足以补正《史记》，从而将书籍之伪与内容记载之伪等同了起来。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清人的疏证，便可发现他们判定《家语》不可信，往往缺乏深入的考辨，只是简单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得出结论。如《家语》“孔子之楚”至“无祭者乎”一节，《家语证讹》云：“本《说苑·贵德篇》。圣人之祭，何等郑重。乃欲以弃粪壤之物受之，以进祖考，何以为圣人？不经尤甚。”范家相以《家语》记孔子受腐鱼以祭祖的行为与经书所见孔子态度不合，便认为不可相信。其实，经书中孔子形象及其思想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一个需要慎重探讨、仔细研究的问题。而《家语》中孔子的行为与其对待祭祀的郑重态度是否完全冲突，也是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范家相对这两个问题避而不提，简单地认定《家语》所记“不经尤甚”，实际上是以经籍的权威性作为“信”与“不信”判断标准。又以前举“而西方之诸侯则焉”而论，即使有些极度简单的疏证从表面上看仅止于辩驳异文而无甚深意，但是细思之下，似乎仍不难发现其中所表现出的经学思维方式。此处《史记》虽不是经籍，但早已经典化。清人多称史迁著书上继《春秋》，深于义法，考信必于六艺，叙事多本经传。又谓作《孔子世家》，乃据素王之说，推尊孔子，下笔曾反复斟酌以尽善。是故，《世家》之语相较于《家语》，仍有着类似经籍的权威性，不可轻改。

  因此，清人的疏证工作，实际是由论证《家语》是伪书，进而否定其内容记载的真实性，而他们的判断标准和思维方式却是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勘验《家语》。在这过程中，由古书辨伪到史料甄别再到与权威经籍相勘验，问题被置换了两次。所以说范家相们疏证工作的实质是一种经学活动，其最终目的是想要说明传世《孔子家语》不合于深具大义的经籍文献，不具备充当经学证据的资格。

  乾隆时期形成的“《家语》王肃伪作”的观点是《家语》伪书说的第三种形态。其核心乃在于强调王肃改易材料，伪造《家语》全书，因此其书内容不值采信。晚清近代以来，疑古风潮逐渐兴起并大盛，疑古派接受继承了清人的观点，这使得《家语》在文史研究领域长久地被弃掷不道。但现在看来，清人的疏证并不是客观的文献辨伪活动，而其最终目的乃在于消解《家语》作为王肃经学立论依据的合理性。

  回顾《家语》辨伪在历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可以发现有关此书真伪的争议总是同与之有关义理的争议相伴相生。不论是马昭的“增加”说，还是王柏的“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抑或是清人的“王肃伪作《家语》”，这些不同形态的伪书说产生的背后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换言之，他们预设了真《家语》必然是孔门的传而极富精醇义理的前提。而这又非为质疑《家语》者所独享，除开王肃取之以为“圣证”外，称颂此书价值者历代不绝。在儒教立国的时代里，一般士人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将这本名字带有“孔子”二字的书籍本身的真伪与义理的醇疵两分看待，实在是一个艰难的考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在清代也有清醒者，如陈士珂发出“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陈诗《孔子家语疏证序》）的诘问，却和者寥寥；甚至其有意彰显诸书互见文字，以示《家语》内容有源有本的《孔子家语疏证》也长期被视为辨伪专著，而备受误解。

  近代以来，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体系的解体和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的现代文史学术体系的建立，使得客观探究书籍的真伪性质及其形成过程成为可能。而近几十年间，随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等一批与传世《家语》相似材料的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世《家语》之真伪以及“王肃伪作《家语》”的问题。研究者们一方面意识到出土材料的发现可以证明传世《家语》与诸书的互见内容可能并非简单的承袭关系，而是一批共有的文本，他们可能存在某个共同的源头，却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演化过程。因此，传世《家语》应当可以脱去“伪书”的帽子，而进一步考虑孔安国编纂此书的可能，及其在儒学上的意义与价值。而同时，研究者发现，与出土文献、乃至《说苑》等书相比较，传世《家语》文本上存在着大量后代生成的痕迹，因此证明传世《家语》文本生成和定型的时代更晚，传统上以王肃为作伪者的意见似不宜轻易放弃。

  以上两方面的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也依然存在着局限性。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Geoffrey R. Elton）说：“历史研究并非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过去的当前痕迹的研究；如果人们所说、所想、所做以及所经历的事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么这些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当前的证据，而不是过去的存在这一事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些没有材料来回答的问题并不是问题”，“历史学家的方法有时促使他依据消失之物周围仍然存在的事物来重建它。不过限制依然是重要的，在实践中尤其如此。”（《历史学的实践》）分辨传世《家语》真伪的疑难在于，一方面除了《汉志》中二十七卷的著录外，我们无法找寻到更多的《家语》在汉代流传的线索，因此无以传世《家语》即汉代流传之本；而另一方面，比较分析的方法能找出文本演化的痕迹，却无法说明这些痕迹源自王肃。以当前的证据与方法，既然无法解决这一争议，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暂时将其搁置，而选择一条更为超脱的路径。

  在过去，像《家语》这类早期古籍的真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引得人们纷纷讨论，实源于人们对于书籍著作权的一种粗略认识，即一本书应该有明确的作者，可考的创作年代以及稳定的文本内容。但是，这样的观念往往只能反映后世个人的著述体例，用以匡范先秦至汉代形成的一批早期古籍则力有不逮。由于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以及研究的渐次深入，学者已经意识到早期古籍的形成往往需历经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这期间，它的内容的创作者可能不止一人，文本、篇章、编次都不是很固定；从最早的面貌到最终定本的产生之间，古书可能经过了多次整理。所以，以往那种“真”“伪”二分的判断标准并不适合用来说明早期古籍的性质，因而对这些古书著作权的追问，应当转换成对其形成、编纂、流传过程的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把握。事实上，利用相似的互见材料对《家语》进行严谨细致的文本分析，探索其形成与演化，已成为了当前《家语》研究的重要方向。

  有出土新材料以供利用，现代人得以比古人更加幸运；能够剥离义理的判断而客观分析文本，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加明晰。由此以拾级，《家语》的悬疑或将逐步揭开。

• 逸闻趣事里的孔子

  作者：派大星 发布时间：2020-03-06 21:20:06

  DAY24/100 《孔子家语》 1207

  《孔子家语》 详细记录了孔子与其弟子门生的问对诘答和言谈行事，对研究儒家学派（主要是创始人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有巨大的理论价值。

  通过书中的很多逸闻趣事，我们可以看到个性丰富的孔子。

  【印象最深刻】

  我们比较熟悉的“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就出自《孔子家语》里一篇题为“六本”的文章。

  “六本”指的是立身、丧纪、战阵、治政、居国、生财六个方面的根本要求，是君子立身行事的根本，具体是：

  孝为立身之本、

  哀为丧纪之本、

  勇为战阵之本、

  农为治政之本、

  立嗣为居国之本、

  惜民力为生财之本。

  孔子说：“良药吃起来苦但有利于治愈疾病，忠言听起来不顺耳却有利于行事。商汤和周武王因为能听取进谏的直言而使国家昌盛，夏桀和商纣因为只听随声附和的话而国破身亡。君王没有直言敢谏的大臣，父亲没有直言敢谏的儿子，兄长没有直言敢劝的弟弟，士人没有直言敢劝的朋友，要想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君王有失误，臣子来补救；父亲有失误，儿子来补救；哥哥有失误，弟弟来补救；自己有失误，朋友来补救。’这样，国家就没有灭亡的危险，家庭就没有悖逆的坏事，父子兄弟之间就不会失和，朋友也不会断绝来往。”

  读书笔记：

  Ben文彬

  大路教育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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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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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小南宫 发布时间：2018-05-11 22:07:25

  感觉很像是很多书的综合了，读完假装自己读过了《论语》《礼记》。

  最佩服的就是，夫子真的通透颖悟，对于人生的种种际遇，总能拿出合适的态度坦然处之；面对种种选择，也清楚明白，不见迷惘。不知道自己怎样成长，才能像夫子一样，不迷惑，不慌张，不犹豫。也许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这样，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并且确认它是对的。失意不至于失望，坚定且有力量，大概就可以很满意了。

• 400-孔子家语-王肃-Philosophy-479AD

  作者：树欲静 发布时间：2021-12-31 19:49:29

  400-孔子家语-王肃-Philosophy-479AD

  Barack

  2021/12/31

  《孔子家语》，约成书于先秦时期（公元前479年），原书二十七卷，今本为十卷，共四十四篇。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过去因为疑古派的非难历代前人多认为是伪书，随着近代简帛文献的出土证明，确信为先秦旧籍，《孔子家语》的真实性与文献价值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

  王肃，于195年出生于东海郡郯县 （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于256年去世。他是三国时期魏国大臣、经学家，司徒王朗的儿子、晋文帝司马昭岳父。

  王肃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加以综合。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撰《孔子家语》宣扬道德价值，将儒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注经学被称作“王学”。唐代时，作为“二十二先贤”配享孔庙。宋真宗时，追赠司空。

  Table of Contents

  相鲁第一

  始诛第二

  王言解第三

  大婚解第四

  儒行解第五

  问礼第六

  五仪解第七

  致思第八

  三恕第九

  好生第十

  “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竝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

  文武是相符的，没有“武”的支撑的“文”是软弱，没有“文”作辅佐的“武”是野蛮，文武相济才可以。同样的，外表与内在也要协调，才能和谐统一。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臧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

  我印象当中在论语中也有“隳三都”的记载。主次主次要分清楚，这样子才能避免失去规则，生产力越是落后，秩序的重要性也就越突出。

  “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主流对孔子的人物塑造，大概重点宣传他教化儒雅的一面，而对于暴力血腥的一面则谈的少，这是宣传的考量。但是我们理解一个人，包括名人或伟人，一定首先要考虑到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神。

  “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徵敛无时，㬥也；不试则成，虐也。故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

  刑法是暴烈的手段，要避免滥用。我们要把道理反复的讲述，然后才采取极端手段，而不能一开始就以严苛峻法威吓。这和教育孩子是一样的，教化为主，责罚为辅。

  “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后可以守；三至行，然后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则必还师衽席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王之道也。”

  内外兼修，儒家仿佛强调的。国家的治理有内外之分，个人的修养也有内外之别。搞清楚分别，才能所有为有所不为。

  “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弟；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朴，男悫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布诸天下四方而不窕，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则民之弃恶如汤之灌雪焉！”

  道德比法律的要求更高，我们必要先要要求占据优势的身居高位的人先做到，然后通过上面的人来影响下面的人。这才是治理之道。

  “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说；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

  管理者，最重要的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我从来不相信有完全一无是处的人，更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没有身处合适的位置，以至于自暴自弃了罢？